明清时期女性参与诉讼的积极主动面相

原标题:明清时期女性参与诉讼的积极主动面相

明清时期,国家法律和社会性别制度限制、阻碍女性参与诉讼。在“男主外,女主内”的传统社会性别秩序之下,女性群体作为“主内”者,很少参与社会活动,缺少与官府打交道的经历和经验。而且中国传统社会的大部分女性都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,是知识上的“无知”者,对法律、官府的认知非常有限。这些都不利于女性在诉讼中获得优势。但实际上,明清时期有大量的女性参与到诉讼中,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,她们对自身利益有较为清楚的认识,能坚持自己独立的诉讼请求,并为博取有利于己的诉讼结果而积极行动。

明清时期的一些案例显示,部分女性具有提起诉讼的积极性和主动性,尤其是在女性负有为至亲申冤雪耻的特定义务时,她们在诉讼中表现出了极强的主动性。

明洪武初年,诸娥的父亲士吉做粮长被人诬陷,被判处死刑,士吉的两个儿子亦受牵连。“诸娥年方八岁,昼夜号哭,与舅陶山长走京师诉冤”。但当时政府有令,若有冤情,申诉者必须身卧钉板,才予以受理勘问。诸娥不畏痛楚,卧于钉板之上,才使得冤情得理。清朝顺治年间,江苏吴陵溱潼女子张明贞(明贞为其法号)历经五载,奔走诉讼,为未婚夫申冤雪仇。张明贞七岁时许配给周士英。二人还未完婚,周文达夫妇就相继去世。周文达的弟弟、周士英的叔叔周文望贪恋财产,将周士英杀害。当时张明贞十九岁,听闻此事,本欲殉节,但想到自己死了,夫仇不得报,于是“自髡其发为尼,毁容饰,垢衣履,日持牍控臬司佥宪藩伯巡方诸当事,而与母弟黄氏太和偕出入,同谋议,事得达”。

清代李渔在《资治新书》中记载了浙江嘉兴司理文灯岩审理的“急典夫命事”。怀三殴死曹芳,而贿赂官府以求事了。曹芳之父曹光礼向官府控告,却被处以徒刑。曹芳之妻怀氏不畏死而为夫申冤,携三岁之幼儿,逢人呼冤,哀号之声天地为之惨黯。五年之后,最终使得案件重审,沉冤得雪。

明清时期的一些婚姻纠纷案件中,女性表现出了很强的自主意识。明代李清在《折狱新语》中记载,柳三女被父亲许嫁给刘有义,但刘有义家徒四壁,无力完成婚礼。柳三女的父亲去世后,柳三女的哥哥柳士升与母亲董氏合谋将三女另行许嫁给俞永鼎,于是产生了纠纷。庭审之时,司法官传唤柳三女当面审讯。柳三女与刘有义的母亲张氏执手相依,情若母女。司法官问她愿意嫁给刘有义,还是愿意嫁给俞永鼎。柳三女答曰:“愿适刘,虽母兄不能强也。”在本案中,柳三女不顾母亲和兄长的安排,坚持自己的婚姻意愿,并最终得到了司法官的支持。清代,陕西凤翔府郿县县民王祥引诱刘洪海之妻张氏至自己家中同居。刘洪海到王祥家索要妻子,张氏不肯随夫回家,甚至持刀欲自刎。案件审理时,张氏口口声声称其夫不能养活自己,且不能令她父兄满意,毫不掩饰自己的背夫别嫁之心,并敢于在司法官面前表达出来。虽然张氏因此被司法官认定为“妇人淫贱,一至于此”,而被处以拶指之刑。

在另一起同样发生在清代的案件中,陕西咸宁县妇人朱氏在荒年饥馑之时被丈夫陈世德所抛弃,改嫁于闵福成,并养育了一个女儿。四年之后,陈世德又想将被其抛弃的前妻朱氏领回。朱氏不愿意再与陈世德生活,尤其不想抛下自己新生的女儿。初次审讯,县官断令朱氏由陈世德领回。第二天再次审讯,朱氏坚决不愿与陈世德复合。等到府批覆讯时,朱氏又立讦陈世德之浪荡,声称如果官府强令两人复合,最终自己还将被抛弃。朱氏的另嫁之志,虽官府亦不能夺。

女性的诉讼自主意识不仅仅表现为婚姻案件中的表达自我意愿,在一些涉及人命的重大案件中,她们也清楚地知道何种裁判结果于己最为有利,并坚持自己的诉讼请求。清代康熙年间,卢崇兴在浙江嘉兴府任上审理了一件活杀夫命的案件。严伯生被朱大等人殴打致死。按照法律,杀人者应当判处死刑。但严伯生之妻都氏“以姑老子幼,贫苦难堪,叠求免检”,不愿司法官验尸。但如果不检验,就难以判杀人者死刑。卢崇兴怀疑都氏受朱大等人的贿赂。庭审之时“都氏茕茕嫠妇,抱子哀鸣,情实可矜”。最终,卢崇兴未再检验尸身,并称“审无行贿情由”。实际上,都氏为了糊口活命而与朱大等人达成了“交易”,卢崇兴深知此间曲微,如此拟判“非为死犯开生路,实为生者丐余命也”。

女性在面对欺侮以及不可避免的诉讼时,积极采取应对之策,表现出了一定的诉讼积极性和主动性。

在明宣德四年(1429年)遵化卫总旗王彪的母亲杨氏诬告儿媳妇蒋氏的案件中,蒋氏被处以斩刑,但蒋氏屡屡称冤,并且请求她的小姑以及邻居老妪作证。此事后来被皇上所闻知,召小姑、邻妪至,皆言蒋氏实无杀杨氏之意。蒋氏最终无罪获释。在宣德四年发生的另一起婆婆控告儿媳案件中,孝陵卫军沈阿回的母亲醉酒后要喝茶,因为没有茶,儿媳就奉之以汤。沈母大怒,箠打儿媳,儿媳趋避。沈母便向官府控告儿媳詈骂自己。在明代,骂祖父母、父母是非常严重的犯罪,按照《大明律》规定:“凡骂祖父母、父母,及妻妾骂夫之祖父母、父母者,并绞。”于是,刑部判处了儿媳死刑,“妇固称冤,且引邻里为证。邻里至,皆言妇冤,而姑亦惭悔,自陈实妄告”。在本案中,被诬告的儿媳并没有坐以待毙,而是坚称己冤,并请求司法官传唤邻里作证,最终证明了自己的清白。

清代浙江金华府何氏在丈夫去世后矢志守节,与四个儿子相依为命。叶六九贪图何氏儿子多,欲娶何氏为妾。但何氏不愿意。叶六九之弟叶藻以何氏曾租种他的田地,便前往收租。何氏给他菜租,他不收;给他豆菽,他也不接受,非得要谷租。叶藻实际上是以换租为名强制何氏答应嫁给叶六九。何氏不堪凌辱,当面唾骂。叶藻遂以“逋租”(即不交租子)控之于典史。但何氏并未坐以待毙,任人欺侮,而是以“强婚”之名反控叶藻于县衙。最终,叶六九、叶藻受到了惩罚。

清代河南孟津县武生梁建卯之妹梁氏嫁于雷昌立。梁氏嫌弃丈夫面貌丑陋,因此夫妻之间不相和谐。梁氏的哥哥梁建卯在看望妹妹时,与雷昌立互殴,并辱骂雷昌立的母亲韩氏,被雷昌立之兄雷昌威呵斥、拉散。梁建卯遂控告于县衙。雷昌立的母亲韩氏亦以“串兄触忤”为由将梁氏送官惩治。结果梁氏自缢而死。司法官推测梁氏之轻生是“自伤薄命”“失爱萱堂”“将使青衣对簿,茹酸饮痛”百虑交攻所致。在本案中,韩氏面对梁建卯之控,积极应对,针锋相对地提起了反诉。但梁氏却成为了这起诉讼纠纷的牺牲品。在清代李钧《判语录存》所记载的道光六年至十一年(公元1826—1831年)河南宜阳县孀妇武氏与伯兄白西金互控案中,武氏因不满于白西金代管自己一房的财产而发生纠纷,先是二人由县控府,又由府控司,争讦数载。之后,白西金向知府控告王淮(武氏之舅)、武秀(武氏之弟)架讼诈财,武氏则赴省上控。

在以上案件中,女性展现出了主动诉讼申冤、积极应对诉讼的一面。中国传统社会中,女性往往被视为“弱者”,但这仅是一种“话语”或“想象”,是对传统中国女性群体的刻板印象。中国传统社会的女性群体并不是均质的,她们在诉讼中的行为表现也不可能一模一样,现实中女性的形象要更加丰富多彩。女性群体在诉讼中既有脆弱的一面,也表现出了积极主动的一面。因此,对于中国古代女性在诉讼中的行为表现不可一概而论。面对男权社会的性别制度,女性也在寻找男权性别制度的裂痕和空间,发挥能动性,争取自身的利益。

(作者单位:南京审计大学法学院)(口 李相森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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