消除法律盲点更好界定各方权责

两会连线

□ 本报记者 文丽娟

来自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:截至2022年3月5日,我国登记捐献遗体和器官的志愿者人数达452万人。这一数据,在2010年仅为1087人。数据的几何级增长意味着,当生命不可挽救时,“自愿、无偿”捐献能用的器官让生命以另外一种方式延续,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的主动选择。

在志愿者捐献登记数量激增的同时,实际捐献数量也明显增加。据统计,截至2022年2月26日,我国累计实现去世后器官捐献38681例,捐献器官116092个。

在全国人大代表、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研究所所长史伟云看来,器官捐献志愿登记与实际捐献数量双增长的背后,是人体器官捐献政策制度的逐步建立、机构队伍的逐渐壮大,这些助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走上法治化、规范化轨道。

《法治日报》记者梳理发现,自2007年国务院颁布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明确规定器官捐献的来源和公民捐献器官的权利后,相关配套政策文件已出台30多个。例如,2019年国家卫健委发布《人体捐献器官获取与分配管理规定》,进一步明确了人体器官获取组织的器官获取管理要求。

然而,器官捐献这项21世纪才在我国起步的事业,发展之路任重道远。

史伟云3月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说,各地器官捐献与移植系统普遍存在服务能力不足、管理体系滞后问题。现行的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,例如没有具体的上位法律作为制定依据,仅在刑法修正案(八)中增加了“组织出卖人体器官罪”;内容方面不够健全,对红十字会的工作定位、工作内容安排还不够具体准确等。

为此,史伟云建议针对遗体、器官和组织捐献进行立法,消除法律盲点,更好地界定捐献者、执行者、接收单位等各方的权、责、利。

在史伟云看来,在《人体器官移植条例》基础上完成人大立法,制定更广泛的人体捐献立法,目前相关条件已经成熟:一方面,我国人体捐献体系尤其是器官捐献基本建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,包括人体捐献登记系统、移植受体等待和排序管理系统、人体器官获取和分配网络、器官移植临床服务系统、器官移植后登记体系等;另一方面,目前我国建立的人体器官捐献体系是在政府统一管理下,以红十字会为主导,卫生、民政、公安、司法等多部门协同合作共同完成,管理体制基本理顺,各部门职责较为清晰。

“完善遗体、器官和组织捐献立法,为我国捐献事业提供根本依据,已然迫在眉睫。”史伟云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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